实行派驻检察+巡回检察模式可以发挥两者优势，规避两者弊端，从而强化法律监督效果。

第二步是借鉴由审判实践产生的个案程序正当标准认定既定程序存在漏洞的真实性。即从一个程序启动直至最后终结之前，程序运作的结果是不可被人为提前预设或锁定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认定标准。其次，必须考虑法定程序可能错误地剥夺个人权益的危险性，以及增加额外程序或适用复杂程序减小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可理解为比例原则之必要性原则。（二）个案标准 个案标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具体情境下，究竟需要提供何种程度的程序保护才是正当的。可以看出，这些程序规范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是一种程序性法律义务，但对于相对人而言，却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权利[4]，确切地说是一种正当程序权。这是因为一个法律漏洞的存在还需具备这样两个前提性条件：第一，这个问题不属于法外空间，这里的法外空间是指法秩序不拟规整的范围。

1992年12月，加拿大行政当局发现她是非法打工和非法滞留人员，遂对她下达了驱逐出境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福利终结的最初决议之前，福利机关是否应当提供正式的听证程序。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

（3）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且是唯一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居于最高的地位，一切国家机关均在其之下，受其监督。实际上每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为2900余人。2.与其他专门委员会分享的协助合宪性审查职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201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职责。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合宪性审查权。

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合宪性审查，其他的职能也主要限于宪法上的争议，仅在特殊情况下才拥有合法性审查的权能。对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提出的审查建议，移送制定机关所在地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并可同时移送司法部。法工委收到秘书长批转的会同专门委员会研究的审查要求，也按照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进行研究，提出意见。主要理由是：（1）现行有关合宪性审查程序的规定散见于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地方组织法以及《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之中，欠缺体系性且易于形成冲突。

一方面，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在效力上低于宪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有的国家仅限于最高法院，有的国家则是所有普通法院。（一）原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职能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在原法律委员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据此，全国人大获得了合宪性审查权。

五、法工委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职能定位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工作委员会。但这种移送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对这些法律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而是需要相应的国家机关和组织先进行合法律性、合党章性、合法规性、合规章性及适当性等进行审查，若确属合宪性争议的，再由这些国家机关或者组织移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

与全国人大相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设立的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合宪性审查权必然是独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合宪性审查对象、合宪性审查原则、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类型与效力等均是围绕着合宪性审查主体的宪法性质、宪法地位和行使职权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

同理，接收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要求或者建议，也是可以对这些有可能直接违反宪法的法规、司法解释及时进行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虽存在衔接关系，但两者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必须严格予以区分。（2）合宪性审查主体职能单一。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强调必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基于这一性质和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审查除全国人大以外的所有国家机关和组织的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因此，对下位法是否具有效力的判断就包括合宪性、合党章性、合法律性、合法规性、合规章性及适当性等，合宪性只是其中之一。

笔者认为，党中央要求把所有规范性文件都要纳入备案审查的范围，但法规、司法解释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接收备案并进行审查的主要理由是：（1）这些法律文件直接违反宪法的可能性较小，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工作部门，由人大常委会领导，同时服务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工作。

按照这一认识，这些主体都拥有独立的合宪性审查权。2.备案审查并不等同于合宪性审查。

（3）合宪性审查主体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和合宪性审查权。因此，合宪性审查主体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权能分工上非常清晰，是以单一的身份面向其他国家机关，与之形成相应的宪法关系。

域外其他国家合宪性审查主体问题相对简单。《立法法》第87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四、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职能定位 代议制是近代以来各国通行的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此两个条件，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既可以依据需要随时召开会议进行审查，也有条件进行有效的审查。

笔者认为，合宪性审查是监督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监督包含了合宪性审查。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进行合宪性审查又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情况下，鉴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负责协助合宪性审查，法工委可负责接收所有的法规及司法解释备案、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并进行初步审查。

（2）目前合宪性审查的主要依据是委员长会议制定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而该工作办法的法律性质并不明确。虽然相关法律规定专门委员会在前两种情形下主要承担审查职责，但事实上主要是由法工委承担审查职责。

其原因有三：（1）合宪性审查主体的宪法性质、地位及机构设置上单一。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草案，其他专门委员会就有关的法律草案向法律委员会提出意见。

合宪性审查工作需要依据宪法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专业性审查、判断，审查者需具备较高的宪法和法律素养。宪法明确规定的我国合宪性审查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笔者认为，按照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精神，协助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能分配，采用的是由各专门委员会分享模式。而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对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属于监督权的范畴。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法工委分享合宪性审查职能的规定和做法，也因后者的性质和地位与协助合宪性审查职能不相匹配似有不妥。代议机关作为民意代表机关，其主要的职能是行使立法权、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及任免权。

（3）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研究意见后，制定机关不同意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对制定机关反馈的意见进行研究，认为制定机关不同意修改或者废止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提出建议，由法工委决定是否依照法律规定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或者纠正的建议。因此，也需要有专门机构协助其行使这一职权。

2.纳入《立法法》第98条列举范围的法规。笔者认为，要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的精神，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必须依据现行宪法关于不同主体的性质、地位、职权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落实修宪精神，确定各自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职能定位，理顺不同主体之间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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