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交通规则、公共场所行为规则、贸易规则、狩猎和捕鱼规则、教学规则、卫生规则，等等，都是调整被管理者活动的规则。

⑩暂且不去纠结部门行政法部类的分布方式和划分标准，我们要说的是，我国存在不同部类的部门行政法是客观实在。⑥关保英：《行政法学》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401页。

另一方面，部门行政法大量存在于地方立法层面上，诸多部门行政法都仅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存在于行政法系统。有人对给付行政及其精神做过这样的描述：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防老、死亡、无依无靠、丧失劳动力和失业提供安全保障。可以说，我国部门行政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时期。同时，行政法体系的变迁应当得到部门行政法变迁的支持。所谓技术准则是指：标准比软规则的拘束力要小……但标准却只限定相关的考量因素。

中共十九大报告揭示了我国新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就是大量增加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以此为方针，我们要求行政系统要建立精准扶贫体系，要建立环境优化体系，要建立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要建立保障公民人格尊严的体系，等等。民间规则之所以能够在法律体系中有相应的地位，决定于我们将社会管理的概念改换为社会治理的概念。不过，就在这些法律问责体制建立的同时，由《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所建立的法律体系外的例外问责制度，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在这类国家，紧急权力的地位永远高于法律，既可以利用法律的形式，也可以超出法律径自运行。深入回顾这三种理论模式产生的背景，可以发现它们均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类型国家的紧急权力制度明显受到轻视或排斥。罗斯托教授主张一个危险的、但无可逃避的真理：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除了专政以外，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无法存活。在理论上，戴维斯法官的异国同行，以色列高等法院法官米利亚姆·本-波拉特也不认同这种模式，认为法官也生活在人民之中，不能抱有任何幻觉，执政者具有保卫国家生存和安全的职责，偏离于法律的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是无可避免的必要。

迄今为止，对于紧急权力的监督机制，仅有两种：一是人大常委会对于政府的备案监督和工作监督，[87]二是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监督。在1974年11月至1982年6月期间，以色列制定了204部紧急规章，以应对劳工纠纷和经济事件。

[42]委托专政的原型是古罗马的独裁官制度。菲律宾和南非的宪法甚至规定，法院可以裁决紧急状态的有效性。这一模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得到了采用。[84]闪淳昌：《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设》，参见李立国、陈伟兰主编：《灾害应急处置与综合减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989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于勒·洛贝，提出了三种解决法律与必要之间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机构集中掌握紧急权力，有权限制公民权利。(三)现代：紧急权力、紧急状态法律在全球的勃兴 20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危机、劳资冲突等新型紧急事件的出现，传统的戒严法或围困状态法由于其军事统治色彩浓厚、仅限于应对战争和内乱、强制力度过大、公众较为反感等因素，逐渐退出民主法治深入发展的现代国家。参见[法]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论特权》，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59页。

[10]前引[6]，格罗索书，第115页。很多国家的宪法规定只能由议会宣布紧急状态。

[12]法国1789年制定的第一部戒严法——军法平抑暴动法，以及美国很多州的紧急权力法律，就是以暴乱法为原型的。[58][意]罗伯特·隆波里等著：《意大利法概要》，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公众或民主代议机构将最终决定这些违法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1)明确列举规定紧急权力运行的前提条件——紧急状态，紧急权力源于法律、只能依法行使，否则必须承担责任。新航路的开辟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将人类带入近代时期，英国出现了以暴乱法为代表的紧急权力法律，法国和德国则出现了各种规定围困状态或紧急状态的法律。政府设立宪法专政体制，必须为其制定专门的终结条款。自由主义理论盛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主张明确划分常态法律秩序和紧急状态。(二)中国台湾地区的紧急权力制度：从权威专政模式到调适模式 1947年7月，受国共内战影响，蒋介石宣布全国进入动员戡乱时期。

[34]1942年，罗斯福总统为了使国会废除一部价格控制法案，对国会宣称：在国会无法行动或行动不足的情况下，我将承担责任，并将行动起来……美国人民可以相信，在我们自身安全的要求下，我将毫不迟疑地使用任何授予我的权力，以击败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敌人。[60] 紧急权力虽然能产生上述三种效果，但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服务于民主法治原则的最高目的。

宪法专政之下的每一个行为，都应该被归责。四、中国紧急权力法律制度的多元化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国家社会转型。

这一点在联邦制国家最为明显。该模式承认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两种状态，以捍卫和平有序的民主法治体制为根本，同时又规定紧急权力灵活应对非常状态。

对于当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法国也采取国会制定法律授予内阁紧急权力的方式进行治理。[13]前引[3]，陈新民书，第471页。[57]前引[7]，C. L. Rossiter书，第12页。执政权力本身也不来自人民的认可，而是出自执政者本身掌控的暴力机器、援引的神圣来源(例如宗教或某种意识形态)或宣称自身具有某种非凡的品质。

该模式的原则精神也在各项法律和应急预案中持续得到体现，特别是各项应急预案，几乎都遵循了统一领导、协同应对的政治动员模式本质精神，《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地震应急预案》等还专门规定了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机制，国防动员法、《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等法律法规也体现了该模式的原则理念。塔夫特总统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公平、合理地追溯出来的特定授权，或者是那些明确授予的、能够公正引申而来的、其运用是适当而必需的权力，总统才可以行使。

[7]不过，独裁官所享有的极为广泛的治权，却是由库里亚法所授予。[83]相比于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制定主体的普遍性，法律法规的制定权集中于国家机构和省、较大的市等处于高级权力位阶上的国家机构，应急预案的制定权却分散在各个单位。

1864年内战期间，他因为不忠诚的行为，被林肯总统建立的一个军事委员会审判处以绞刑，但未执行。此后，我国规定紧急权力的法律虽然稀少，但是由于政治动员模式的紧急权力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当中苏边境冲突、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等重特大紧急事件出现时，这种紧急权力体制保证我国经受住了考验，最大程度地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集中投入紧急事件的治理。

应急预案最早应用于安全生产领域。独裁官出现的具体时间已经无法查证，但可以确定它出现在古罗马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的时期，并对共和制的建立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14]同上书，第471页以下。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83]闪淳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中国应急管理》，《中国应急管理》2010年第8期。进入专题： 紧急权力法 紧急权力理论 紧急权力模式 紧急状态 。

该书对古罗马、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大国的紧急权力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介绍和归纳，提炼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这种模式又被称之为严格执行观点：在紧急状态下，规则没有也不应该被放宽。

中国建国以来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无不是通过动员实现的。从1949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对峙隔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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