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总是有人唠唠叨叨地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是有缺陷的。

再说三限政策，根本就是违背市场经济最一般规律的政策。任何党员和党员干部，任何一级党组织，均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和地位。

人民利益至上，是针对其他利益而言。比如：未在法定时效内，提起诉讼而不受理的案件。只服从法律，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执法官员、司法官员以及其他法律职业人毕生的不懈追求。由此可见，法律效果是法律实施乃至法治进步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法律效果以外还要去强调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人，实则并不懂法律，也不可能真正达到追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目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与立法宗旨和任务吻合度比较低的，则说明法律实施的效果差。笔者认为，政体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组织机构的来源，如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机构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性。

而民主体制却比较复杂（与君主制的简单相比，这种复杂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它作为国体是人民做主，作为政体是代议制——人民代表代替人民行使权力，但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不是人民唯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政府和法院也是依据宪法（人民的整体意志）构建和运作的，因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三个，是分权的。有学者认为宪法第3条第1款从原则上规定了我们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余三款的规定，正是从国家权力机关同全体人民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中央国家机关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关系等三方面，集中体现了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这个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月11日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中的第16条进一步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因此这种只有民选基础没有分权布局的政体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更何况这一有严重缺陷的理论在实践中还没有完全落实——只落实了集中运行，没有落实民选基础，等于政体的两个层次（民选、分权）都没有落实，因此也就很难反映民主的国体。

[37] 此外，笔者赞同在基层直接民主中不适宜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认为只有给地方一定的权力才能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话，那也是中央认为有必要，并由中央决定给或不给、给多还是给少、给这些还是给那些、现在给还是以后给、给这个地方还是给那个地方等等（授权）。

[21] 这是就理论上、宪法上而言，在实践中这一群人（不论是人大的几千人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几个人）都往往不完全是选举的。[53] 程乃胜：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发布日期：2005-07-22 文章来源：互联网。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它来源于民主（如人民授权——这不同于君主制），但它一旦成立，就是高度集权的，是集中行使最高权力（这一点与君主制类似）。

总的来看，第2条（国体）是第3条（政体）的基础，第3条第1款确认了政体的原则——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也不是民主集中制，在重大问题上实行合议制时，它就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2、 国家主席制度中不包含民主集中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作为国家机关包括主席和副主席，在国家主席这一制度中，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也不可能实行民主制或集中制。

民主与集中是什么关系？民主制与集中制本来并不是对应概念。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卷。

第89条列举了国务院享有的职权，进一步明确了中央行政的主导地位。常委会制定任何法律，作出任何决定，都必须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地方、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也都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充分听取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

对议题应当展开充分讨论。[4]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一种组织原则，而不是活动原则。而开明专制则可能广开言路，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发表，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但最后的决定不是众人作出（多数决），而是少数人或个人作出，其作出的决定也可能采纳众人的意见或众人的部分意见（通常被决策者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对不采纳的意见还可能给予耐心的解释或说明。在代议制下，议会民选产生，产生后实行合议制，这是民主的决策方式。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只能说它时而实行民主制，时而实行集中制，而不是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民主集中制。[42] 其中充分讨论严格说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这说明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被认为是民主权利或政治权利），但不能将充分讨论等同于民主。

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都可能这样决策，但他们并不认为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也不认为他们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该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了我国的政体，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政权机关与人民的关系（外部关系）。

[13]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民主集中制的这种表现是出现在检察院和人大的关系格局中，而不是在检察院内部，在检察院内部，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并形成决定应该是常态，不同意是特例，因此在常态下，检察委员会内部实行的应是有条件的合议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

与民主制对应的概念是君主制，与集中制对应的概念是自治制。同时，不论作为政权组织形式，还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君主制都是集中而非分散的（下面的权力可以分散）。这规定的是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是政体中的第二层含义（各机关之间的关系）。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26]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规定意味着地方除了享有宪法规定的这些固有的权力外，中央还应给地方部分自主权——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只是给多给少，给这还是给那，由中央灵活掌握。有学者指出，现行宪法涉及央地关系原则性安排的条文（包括直接针对央地关系的条文和内容相关的条文两种）主要有30条，包括零散的19个条文以及第三章第六节的11个条文：第2条第2款规定了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权力主体问题。

这样解释似乎可以将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理顺了，文字上、逻辑上都说得过去。[36]笔者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且仅仅是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所有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但不是具体的某国家机关内部的活动原则。

[28] 宪法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实际上各国的政府首脑在做重大决定前都不可能完全是凭个人主观意志，一般都会征求意见，甚至征求意见的范围不限于部长等政府成员（如我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的成员），还可能征求专家学者、甚至广大民众的意见，但只要是首长个人最后拍板，就是个人负责制。

此外，第3条第4款还有权力剩余原则的含义，即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属于中央还是地方的权力领域，原则上其权力应属于中央。第85条确定了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是行政权领域里中央核心地位的集中表述。但这一款对中央也是有约束的，中央应当甚至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如果中央没有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是对地方简单生硬地发号施令，只是动用强制手段领导地方，就是中央违反宪法。[43] 关于这一问题，刘松山教授有与笔者基本相同的观点，有更详尽的论述，可参看刘松山著：《运行中的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5页。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些条文表明人大有权产生、监督、制约同级法院，法院无权产生、监督、制约人大，这正是我们和西方各国政体的不同之处，他们强调分权并互相制约，我们强调集权——单方面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实际上就把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制度变成了人民法院院长对人大的负责制，这不仅对法院院长不公平，而且有违宪法原意。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一个是横向的平行关系，实行双向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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