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论者大多带有浓厚的价值论底色或中国法治实践导向，但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是谁之正义？何种法理？因为基于不同哲学观和法学流派，一定会有不同的正义观和法理叙述。

法理学首届年会（1985年，庐山）主题是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1986年年会(重庆)主题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1992年年会（武汉）主题是人权与法治，1993年年会（杭州）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1995年年会（昆明）主题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1997年年会（北京）主题是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2005年年会（广州）主题是和谐社会与法制建设，2007年年会（武汉）主题是以人为本与法律发展，2010年年会（哈尔滨）主题是法治与中国的社会转型，2011年年会（重庆）主题是法治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2013年年会（大连）主题是法律权威与法治体系，2014年年会（南京）主题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2015年年会（昆明）主题是中国法治发展道路，2016年年会（北京）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构，2017年年会（厦门）主题是信息时代的法律与法治。而且，我们还观察到从事法律方法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会将自己的研究与中国司法改革、公正司法、引发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处理等更为宏阔的一般法理问题和法治实践问题相结合而进行。

这与中国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尚处于大破大立阶段是密切关联的。陈柏峰：《事理、法理与社科法学》，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陶凯元：《法治中国背景下国家责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每每遇到重大社会变迁或出现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上述争论就会凸显起来。[[28]] 可参考[美]科斯塔斯?杜兹纳著：《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孙海波：《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的方法论反省——以法学与司法的互动关系为重点》，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4期。《对人权的法哲学沉思》，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尽管各有创见，但冯象的讨论似乎有些过于言简意赅，张旭东的讨论似乎有些过于理论化。

【内容提要】 基于电影《秋菊打官司》，苏力发表秋菊的困惑的经典研究，已经成为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代名词。特殊性，意味着秋菊想要的说法在法治背景下不具有普遍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在赵晓力的细致分析中，从李公安到县公安局，再到市里严局长乃至法院的解决方案，虽然是一套精妙的程序正义的安排，但是所有公家人都不理会秋菊的理。六 从秋菊的主体性出发，她与村长之间的矛盾未必不会以和解告终，尽管她可能遭遇新的挫折。

换言之，不是用一种外在、广义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理论裁剪《秋菊打官司》，而是力求文学的叙述形式与社会语境的统一。因此，中国法治建设需要认真理解和对待秋菊的困惑，以回应中国基层乡土社会的法律需求。

为了弄明白村规与国法哪个更重要，接受过小学普法教育的山杠爷之孙寄出了匿名举报信。他承认，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徐斌提问，李公安（包括秋菊）的转变是怎么在电影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中发生的？李公安的出场背景，是秋菊与村长的纠纷无法在村庄礼治秩序内部的亲属关系中得到解决，尽管秋菊一开始诉诸村长作为三叔的族长身份。他们给秋菊的说法，与李公安的调解方案区别不大。

第四，文学故事解释相对于法律解释更具开放性，可以提供区别于主流法学理论的多元视角。秋菊执着地上告，不仅走出了村庄的伦理秩序，甚至远远超越法条主义所能容纳的限度，她想要的说法从日常生活指向了人民主权的高级法。徐斌的切入点是李公安的转变，即他的纠纷解决方案从乡土中国的礼治教化，到社会主义的政法调解，最后转变为放弃前两种伦理-法律的解决方案，转向去伦理化的规则裁判法治方案。从秋菊的困惑的命题出发，更有论者深入分析了秋菊的说法背后的本土资源：中国农民传宗接代的生活信仰，乡土社会中气和面子的生活逻辑。

第三，已有许多以文艺作品作为素材来研究法律的成功范例。该文最初发表于《东方》1996年第3期。

反之，在他看来，从秋菊的困惑建构反对中国法律移植的反法治理论的尝试，缺乏严格的因果联系，因而只是一个巧妙的修辞。三 解答秋菊的困惑，前提是认真对待秋菊想要的说法。

在法盲与法治的辩证意义上，山杠爷的悲剧只是他的个人悲剧，在更大意义上却是法治的胜利（按照电影的结局也是村民的胜利）。五 秋菊的困惑受困于二元对立之处，正是法律与文学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能够推进的地方。*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批准号：2016QNF4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庆大学高研院科技创新专项（批准号：106112015CDJXY470011）阶段性成果。一个学术命题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支持者，也要看它的反对者。尽管文化隔阂让斯通对秋菊的理解过于卡夫卡式美学，然而他以西方法学家的身份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判断。从二元对立的视角出发，国家法律的入侵必然导致秋菊的悲剧，破坏了秋菊曾有的伊甸园（苏力语）。

在笔者看来，秋菊的困惑命题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能否超越法社会学等外在理论对文艺作品的内在形式和整体结构的素材化／对象化束缚，从而超越法律与社会等法社会学命题的二元对立的必然性矛盾冲突，进而思考更具建设性的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可能。在秋菊的困惑这一苏力命题中，沟通中国法律与文学的是中国社会，或者说立足于解释中国社会特定经验的法社会学理论。

上述批评主要以法经济学为方法论，并对早期秋菊研究的二元对立的法社会学方法论预设提出了挑战。不过，在笔者看来，秋菊的困惑受困于二元对立之处，正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能够给困惑的秋菊解惑的地方。

秋菊的困惑挑战了当代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电影的核心叙事是一种社会主义法治的普法意识形态宣传。

支持秋菊讨说法乃至打官司的动力，除了生育的正当性，还有相信公家会支持乡村公道和情理的信念。②包括2篇优秀的英文论文、15篇中文论文，以及一个包含150余篇多语种秋菊研究论文的目录。尽管遭遇了现代法律带来的戏剧性结局，但是《秋菊打官司》的结尾并非秋菊故事的必然结局。【作者简介】 陈颀：中山大学法学院（Chen Qi， School of Law， Sun Yat-sen University）、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Consilium Research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进入专题： 法治传统 法律与文学 。

在苏力笔下，秋菊的形象也早已超越在法律面前满脸困惑的村妇本身，在真实的法律实践和事件中，逐渐解惑，获得新的生命力。参见陈颀：《〈秋菊打官司研究〉研究文献目录选编（1992—2018）》，载陈颀、强世功（编）：《秋菊的困惑：法律与文学在中国》，未刊稿。

③有代表性的例子如王利明：《讨说法：从秋菊打官司说起》，载《当代贵州》2015年第18期。他的切入点是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叙事形式。

村长不愿也不能承担万家断子绝孙的责任，秋菊更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因为纠纷的起因正是源于秋菊对村长的质疑：你有红头文件，那你拿给我看看啊。首先，他提出，正式法律制度的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赔礼道歉能够让村长给村民认错。

27强世功：《告别国家一元法论：秋菊的困惑与大国法治道路》，载《东方学刊》2018年冬季号（总第2期）。26不过，这个判断，或许对秋菊在大国宪制中的命运过于乐观。秋菊的说法蕴含着某种早于和高于法治-法条主义的不成文秩序，并构成了后者的真正基础。12桑本谦：《秋菊的困惑：一个巧妙的修辞》，载《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

反过来，秋菊之执着于说法，不是指民事法律上的赔礼道歉，而是需要让公家人村长给她赔礼道歉，这才是讨说法的要害。与万家的纠纷中，村长没有把自己当成维护礼治秩序的族长。

20尤陈俊：《中国法治事业中的空间因素与性别因素——从〈秋菊打官司〉的角色隐喻切入》，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村长一家虽然生活还算宽裕，但缺乏劳动力，支撑村长家经济生活的支柱，主要是政治身份（工资）。

（施米特、德勒兹、尼采与秋菊说法是否可能存在张力？）就此而言，赵晓力的论文《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显著推进了常被现代读者遗忘或忽略的秋菊本人的说法：村长打村民两下也没啥，关键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在笔者看来，桑本谦的论文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论题：第一，民事诉讼可以给秋菊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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