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托克维尔也曾说， 为了彻底认识一个人的品质和性格，必须进行长期观察和各种分析。

由于中共党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中所占比例都在 70% 以上，时任人大委员长李鹏推进了此前人大设临时党组织的做法，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和部分常委会成员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人大机关，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的小组可以设党的支部。其意义在于，这种不同等级在党委管理干部的职务名称表中具有不同位置，四级两审制下四个层级的法院院长归口管理的党委级别不同，在同一个法院内的干部也分属于不同的党委干部管理序列，这是党管干部政策的具体表现方式。

块块指的是中共中央、省、市、县/区地方党委。尤其是在市场条件下，法院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显持重。[15]1995 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第 26 条规定：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干部的任免，主管方须事先征求协管方的意见，进行酝酿。法院历次机构改革、庭室增设、干部高配，最高法院的意见仅是指导性和建议性的，对于地方党委没有约束力，需由地方法院院长向地方党委请示，争取获得支持。征求意见要正式行文，并附干部任免呈报表，属于提拔任用的应附考察材料。

[4]一 块块中的上级党委当代中国现代化推进中，至迟从 1956 年建立三十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开始，逐渐建立了一个彻底的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化官员体系，[5]为政权的内部治理构筑了一个基本的平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后重新颁布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重启司法治理道路之初，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为了保持县以上公、检、法机关领导骨干的相对稳定，恢复由上级公、检、法机关协助地方党委管理、考核有关干部的制度。[15]此外，社会调查报告还在联邦法院处理大规模侵权诉讼时创造性地发挥了极大作用。

在经历了司法实践多年的考验之后，社会科学证据终于从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美国获得了长足发展。[30]比如在 2007 年的霍寿金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中，被告方认为原告提交的问卷材料属于证人证言，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级字第 309 号判决书。[13]一些法院则在淫秽案件中认可了关于淫秽判断的社区标准的社会调查报告。因此，布朗案的判决标志着法院对社会科学证据越渐扩大应用的开端。

在此期间，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中出现，从政治上的选举结果预测，到生活中人们对食品的感受调查，不一而足。因此，在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司法实务都比较重视证据的形式合法性的背景下，有必要认真探讨这种证据的证据形式问题，以免令其在实践中遭遇形式上的合法性危机。

[26]David Faigman，To Have and Have Not：Assessing the Value of Social Science to the Law as Science and Policy，38 Emory Law Journal 1005 （1989）．[27]参见 Tyus v．Urban Search Mgt．，102 F．3d 256，263 （7th Cir．1996）。[1]有人认为它是传闻证据的例外情况，有的则认为它根本不是传闻证据而是一种非传闻。有学者在对该规则进行分析的时候认为，尽管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够更容易地操控实验中的变量，但是对许多社会科学假设也同样能够进行经验性调查。总之，我国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研究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科学证据的理论框架之下分化出社会科学证据这种全新的类型，将成为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

[29]比如在开篇所提到的案例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调查问卷分析报告》是波马公司代理人对相关问题的意见陈述，不属于证据。比如，1993 年的多伯特诉梅里尔道药品公司（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案中出现了关于药品致患的因果关系的统计调查报告，[17]这份证据所调查的内容并非常见的社会调查所针对的人群的意识或态度，而是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概率。比如，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一方当事人如果没有进行这样的社会调查，法院往往会判决其败诉。[2]R．Clay Sprowls，The Admissibility of Sample Data Into a Court of Laws：A Case History，4 UCLA L．Rev．222 （1957）．[3][美]汉斯·采泽尔、戴维·凯：《用数字证明：法律与诉讼中的实证方法》，黄向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9 页。

具体而言，这个案件需要法官进行详细论证的核心问题便是，在学校中对白人学生和包括黑人在内的其他有色人种学生进行隔离，到底是否会给后者造成心智方面的不利影响？显然，这是一个十分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与此相对的是，自从 70 年代之后，这一领域的一些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了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单一研究，开始上升到社会科学的高度来探讨相关材料的证据运用，这可以从一些代表性著作的题目中窥见一斑：贝西·雷文威利斯·霍利于1975 年主编的《法院、社会科学与学校的反隔离运动》、[19]詹姆斯·罗温于 1982 年出版的《法庭中的社会科学》、[20]诺琳·钱勒斯于 1985 年出版的《法律程序中的社会科学方法》、[21]埃里克森和西蒙于 1982 年合著的《社会科学资料在最高法院的应用》、[22]华莱士于 1984 年出版的《法律程序中的社会研究》、[23]艾丽莎·史密斯于 2004 年出版的《法律、社会科学与刑事法院》。

[3]不过，也许司法证明活动中最早出现的对抽样方法的重要支持则来自 1953 年的美国诉联合鞋业公司（United States v．United Shoe Mach．Corp．）一案。[10]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不过，以商标侵权案件为例，社会调查报告在这类诉讼中的应用虽然获得了接受，而且运用有所增多，但是仍然难以称得上规模化的应用。也正是从此案之后，关于社会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探讨终于摆脱了传闻证据规则的掣肘，这种证据在司法证明中的应用也相应地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14]反垄断诉讼中的原告则通过实施社会调查，以此评估包括价格在内的哪些商品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倾向，这种社会调查报告在大量案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成为了估计商业损失的一种有效途径。一方面，我国的证据法学界以及相关法学部门学科的学者基本上还没有对社会调查报告展开过专门的分析，因此更谈不上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系统研究。在给联合鞋业公司定罪之后，他在一份影响深远的判决书中强调了抽样方法的优点：如果想把反托拉斯审判保持在可以操作的状态，就必须使用样本。从中可以看出，抽样结论与原告所提出的税金之间只存在很小的标准误差，即1150 美元。

（二）纳入科学证据的理论与应用框架尽管本文一直在使用社会科学证据的称谓，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于，将社会科学证据明确作为一种科学证据的做法却并不久远。从上世纪 50、60 年代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基本上都主要是围绕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运用这一问题本身来展开学术争鸣，因此在其中更是难觅社会科学证据这一用语的踪影。

不过，调查研究法也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技术，因此从 2008 年的史密斯案可以得到的一个启示便是，通过网络开展的社会调查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科学证据在美国的发展史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的蓝本。

于是，根据上文的分析，我国证据法学界可以效仿美国同行于半个世纪之前所采取的努力，对社会科学证据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而实务部门也应当在具体运用这种证据的同时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总结和归纳。在这一时期，如果说其他案件的法官在运用社会科学证据作为认定裁判事实的依据方面所进行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的话，那么最高法院在布朗案判决书中对社会科学证据的依赖则起到了灯塔式的引导作用。

[28]不过，至少时至今日，虽然社会科学证据这一专业术语已经获得了广泛使用，但是对于科学证据中的科学是否当然地包括社会科学其实还没有得成压倒性的一致意见，因此科学证据的采纳标准是否可以用来调整社会科学证据的采纳也还需要加以更加深入的研究。[12]Sandra Edelman，Failure to Conduct a Survey in Trademark Infringement Cases：A Critique of the Adverse Inference，90Trademark Reporter，pp．746 － 769 （2000）．[13]典型案例可参见 Richardson v．Quik Trip Corp．，591 F．Supp．1151，1153 （S．D．Iowa 1984）。在 1963 年审理的这起案件中，被告反对将原告的社会调查报告准入为定案根据，主张它显然是一种传闻证据。因此，在未来的庭审中，不仅调查研究法中新的调查技术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应用，而且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将走入法庭，在司法证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2008 年的史密斯诉沃尔玛超市（Smith v．Wal-Mart Stores）一案中，通过网络进行的社会调查的结果获得了法院的接受。于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许多学者开始对以消费者问卷调查报告为代表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运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比如，在 80 年代的数起案件中，雇主在招聘员工时便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以此在后来出现的雇佣歧视诉讼中提交这些调查报告作为反驳控告者的证据。比如，有的当事人申请公证机构以保全证据公证的形式直接进行社会调查并出具公证书，其正当性实际上值得商榷。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70 号判决书。其次，学术界应当加强对社会科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所表现出来的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

五 社会科学证据发展的新阶段（一）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司法应用概况同上一个阶段类似，社会科学证据特别是社会调查报告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诉讼中最常规的应用还要数商标侵权案件。在 1983年的威尔霍特诉奥林公司（Wilhoite v．Olin Corp．）一案中，原告的数量达到 1 万名，于是控辩双方同意开展一项由中立的第三方主体实施的调查，从而代替了法庭中为数众多的一对一的口头作证和交叉询问。第四，面对提交法庭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调查报告，各地法院在审查认定的时候对于其证据能力、证明力的判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研究者需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充分关注，在充分总结经验的情况下最终建构起符合中国司法证明特点的采纳和采信规则。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我们亟待对社会科学证据的主要形式即社会调查报告在实务中反映出来的以下几个问题加强研究：第一，鉴于一些法院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还存在疑问，[29]因此对它到底是不是一种证据，它的适用范围、它在司法证明中的应用到底有何价值需进行深入思考。

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仅仅谈一下我国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研究所应注意的重点问题。（二）布朗案：社会科学证据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一时期，除了应当注意到社会科学证据在证明裁判事实的应用中得到了突破性进展，还不得不提到发生在 1954 年的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

考察美国近年来对社会科学证据进行研究所出现的新趋势，笔者认为，我国对这种证据的研究既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脱离对传统的科学证据研究的学术积淀。[6]就这样，这起案件成为了以庭外言词为调查对象的社会科学证据的司法证明中运用的重要判例。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在这种证据所带来的巨大司法效益面前，越来越多的法院逐渐在诉讼中接受了它在证明裁判事实中的运用。[9]该判决书的第 11 个脚注至今也经常为学者们津津乐道，大体而言，该脚注中所列举的 7 份社会科学证据不仅包括个案中的心理学试验报告，也包括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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