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统计分析更多的是针对较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用比较广泛的统计指标，即利用由众多指标构成的统计指标体系进行描述与分析。如果采用先从轻后从重的方法，则可能产生上浮过限的问题，也无法体现从轻情节。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除了要遵循授权规范之外，实际上还不可避免地需要尊重存在于授权规范背后的法的法。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执法人员并不是穿着制服的公民，他们享有授权法给定的裁量权限，因而无论是追求理性主义的数学模式还是寻找基础值模式，都必须保持基本的限度，仍然要给行政机关一定的裁量空间，尊重裁量基准的行政自制属性。其三，当出现从重情节与减轻情节逆向竞合时，一般认为先适用减轻情节，在授权规范给定的裁量空间以下考虑，然后在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再适用从重情节。因此，裁量基准的制定者首先需要认识到，他们只能对授权规范中的裁量情节予以细化，而非创造，更不能藉由解释性的情节细化技术，间接地创造裁量情节。实践中，需要注意，一方面，启动裁量基准对裁量情节的创设权并不是任意的，其必须要以保护行政法益为前提。

我们需要判断该余数是否四舍五入进位。在统计学中，对具体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离不开统计指标，统计指标是对分析对象的数量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本工具。又如，《宁波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宁波市人民政府令2007年第150号)第15条明确规定：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罚款处罚的数额按照以下标准确定：①罚款为一定金额的倍数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中间倍数。

正因如此，执法实践中的裁量基准往往会对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能力翻来覆去地予以宣告。在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这个参照物其实就是一个基础值，尽管它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存在于执法人员的思维中，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客观性。因为空白要件几乎不会提及任何情节，它往往只扮演授权角色，以相关规定、国家规定等词汇替代现实性的情节描述，因而，试图对空白要件进行细化的任何一份裁量基准，实际上都是在原创性地描述情节，它不仅仅是解释，而毋宁是一种创造。譬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或者对正常运行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有关主管部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24]参见洪家殷：行政秩序罚上空白构成要件之探讨，载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台湾元照出版社2004年版。以此为立场，在裁量的构成论上存在着效果裁量与要件裁量之争，即裁量问题究竟存在于行为效果的选择上，还是存在于行为的要件认定问题上。

[2]周佑勇、邓小兵：行政裁量概念的比较观察，《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与中间线法不同的是，另有一种方法往往会将基础值确定在一个固定点上，而不是采取评估中间值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固定值法。相反，我们需要设置一些更为细致的限制性规则，即行政法益的必要性和等同性规则，来弥补前述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整体立场与执法实践之间的裂缝。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寻找基础值所选择的方法的不同，便断然否认基础值的真实性。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行为人在违法行为后所做出的各种表现，是不能被纳入定罚过程中去的，而只能被作为裁量情节予以考量。占据工作场所时间较长，且经反复劝阻仍不改正，处十日拘留，并处五百元罚款。但是，如果单独采用经验评估模式，可能极易导致裁量滥用的结局，过分地保护了裁量基准的行政自制属性。另一方面，裁量基准创设裁量情节必须与授权规范处于同一水平，裁量基准与授权规范所要保护的行政法益不能出现偏差，越权的裁量基准与残缺的裁量基准皆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违背。

在效果格化中适用数学方法本身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裁量基准的制定者不能设计出很好的数学公式，那么，其当然会遭遇正当性方面的诘难。第二，对于逆向情节竞合的处理。

[61]例如，浙江省金华市《赌博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试行)》规定，具备特定的严重情节的，应提高一个档次处罚。其中，预缴比例(％)=(预缴金额÷应征金额)×100％。

[31]主要有四类：①从重情节与免罚情节的逆向竞合。采用先从重后从轻的好处在于：先从重可以在法定处罚范围内确定上限，使行政执法人员知道相对人行为最多能够判处多大程度的行政处罚责任。它非但能够指导自然科学，同样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28]参见周佑勇、钱卿：裁量基准在中国的本土实践——浙江金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调查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基于实践的观察，在统一裁量观这样一种较为宽泛的裁量观指导下，我国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亦呈现出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的总体面貌。将情节严重解释为多次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单位秩序时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如果某一裁量基准将构成要件限制的过于僵化，将某些尽管也涉及无线电业务但并未威胁到行政法益的行为也纳入其调整范围，便是有违初衷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之间的差异，表现出了违法行为危害程度的不同，因而自当会被作为一项裁量情节纳入到裁量基准中去。

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在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应该明确以下适用规则： 第一，对于同向情节竞合的处理规则。其二，观察基础值的方法有归纳和演绎两种。

符合从轻征收规定情形之一，管理相对人在《违法生育行为告知书》规定期限内主动预缴社会抚养费，但未全部缴清的，参照预缴比例从轻征收，一方征收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计征收入基数×3-计征收入基数×(3-2)×预缴比例(％)。(二)寻找基础值模式 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进行效果格化时，亦会根据裁量情节的实际情况，习惯或潜意识地估量出授权规范内的一个基准点，然后对该基准点进行调整，之后决定最终的格次划分。

2.行政法益必要性和等同性规则之限制 该规则主要是针对因授权规范中广泛存在的空白要件而需要裁量基准予以补充时的一种特殊限制。因此，基础值本身就是法，是合理行政的根本依据，行政机关必须遵守。该条中的安全规定是一个合法的、往往需要运用裁量基准才能得以细化的情节。利益衡量的重心往往是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情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利益衡量的精义和目的就在于对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情节所体现和代表的利益的一种关照和衡量。

[50]周佑勇，见前注[13]，页78。我们认为，这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的选择适用 如上所述，由于情节细化必须在整体上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因而在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当面临需要在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之间加以选择时，基准制定者出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考量，大多认为法定情节优先于酌定情节，这在刑法学中也获得了较为趋同的认识。

但是，作为细化情节的《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同时又规定：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1.一般情节的违法行为情形：初次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因而，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之区分，实际上便是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的分界标记。

[59]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决定了其效果格化方法只能在对行政自制与规则主义予以平衡的基础上得出，既要尊重行政自制所追求的自我反思性，亦要尊重规则主义所需达到的形式合法性。[48]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9-31。

譬如，《河北省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若干规定》[51]第15条规定：乱收费行为由财政、物价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查处。空白要件的客观存在，为裁量基准的情节细化提供了事实前提。譬如，授权规范中规定了100元～500元的罚款范围，那么，有可能300元这个具体数值就是基础值，行政机关会以300元为轴心进行格次划分，从而呈现出100～250、250～350、350～500的基准文本。譬如，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第1项规定的虐待家庭成员，被虐待人要求处理这一违法行为，《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湘公通[2012]116号)通过细化将虐待家庭成员使用手段恶劣或造成被虐待人心理和身体伤害，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规定为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情形。

综合系数=裁量平均系数x(1+调整系数)。因此，我们认为，经验评估模式只能作为效果格化的一种参考，而不能成为主要方法。

很明显，该裁量标准在处理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裁量空间时，所采用的便是中间线法，其以5万元为中线，做了情节较轻、情节较重，以及情节严重三个档次的格次划分。但在特殊情形下，它也会以违反国家规定、[22]违反规定[23]等方式不做直接性的情节描述。

将余数值除以单位罚款额度n，即可得到一个在区间[0，1]之间的值，通过四舍五入取整函数round(X)，判断其是0还是1。德国通说认为，行政裁量仅限于效果裁量，并不包括要件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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